无论哪个时代权力总是关乎利益争权夺利是常态。
权力在前利益在后。
有权力才能有利益。
所以权力分配一直是历朝历代的政权焦点。
纵观中国历史权力只在两者间分配:王(帝)、相。
二十四部中国史根本上来说就是记录王(帝)、相争夺权力的历史。
秦朝以前“王礼先于相王权平于相。
” 王即国王相就是丞相。
秦朝以前丞相不是由国王居高临下任命的而是“王拜相、相受权。
”——这中间的礼仪非常郑重。
此外周礼明确规定:国王、丞相在道上相遇都必须停车;丞相先下车对国王之舆行礼;国王也必须下车对丞相还礼。
朝堂上开会无论是丞相先到还是国王先到后到一方进来时礼仪官就高喊一句:“某王到”或“某相到”先到的那方必须起身。
同理会议结束原则上国王先走礼仪官高喊“恭送某王”大伙同时起身相送。
但如果因某些原因丞相先走礼仪官必须喊:“某王送某相出”意思是让国王起身目送。
那个时代也有法条。
但法的概念较弱远低于礼。
至于法学、法家那些很晚才有气候。
礼之外丞相的权力非常大可以与国王抗衡。
嬴政当上秦国国王后对相权很不满意。
他为了削弱丞相权力强势推出三公制度: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太尉管军队御史大夫监察百官。
——用这套安排把丞相权力撬走了两块。
与三公制度配套的是九卿制。
也就是:丞相虽然不管军队、无权撤换官员了但他手下九个部门的头头得听他指挥是谓“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
——由这些官员权责可以看出除了军队事务和弹劾官员其它事都是丞相说了算。
这套制度历经秦朝及汉朝的前几位皇帝:秦始皇、秦二世、汉高祖、汉惠帝、吕后(前后少帝)、文帝、景帝…… 到汉武帝继位时这位与秦始皇强势有得一比的皇帝决定对丞相权力开刀。
当时丞相是田蚡朝廷上至2000石、下至400石的官员都是田蚡任命的。
一天汉武帝当着满朝臣子们的面问田蚡:“丞相你想提拔的人安排完了没?还有空位的话我想安排几人。
” 汉武帝故意摆出这样卑微姿态立即得到臣子们的同情。
加上对田蚡的强势许多人早就是敢怒不敢言。
田蚡知道众怒难犯不得不退让。
——于是汉武帝继秦始皇之后对相权进行史上第二次削弱。
汉武帝决定:在太尉、丞相、御史大夫这三公之外另设一个内朝原来的三公成为外朝。
皇帝的意思通过内朝向外朝传达。
内朝设三个职位:尚书令、侍中、常侍。
尚书令原来属于少府寺。
其手下有六个种类的“尚”字头职官:尚书、尚衣、尚冠、尚食、尚浴、尚席。
——其实就是负责皇帝文件收发、衣、食、住、行……等日常事务的贴身服务员。
侍中后来成为门下省的长官称呼;常侍就是经常伺候在皇帝左右的意思后来成为太监(宦官)专用职称。
这三个职位刚出现时级别都不高也就是六~四品不等。
但他们有个特权:可以随时进入禁中面见皇帝。
汉武帝的搞法是:在九卿之中或九卿手下挑选自己信得过的官员给他们加“尚书令、侍中、常侍”这些兼职使他们随时可以觐见皇帝成为皇帝的情报员和传令官。
这样改革以后没过多久丞相权力就被内朝架空、接管了大半。
汉武帝在位后期丞相的决策权逐渐被皇帝收走丞相成了皇帝命令的执行者。
内朝、外朝制度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又有变化。
光武帝改置尚书台自己亲自管辖。
尚书台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成为决策和执行机构。
在皇帝和尚书令之间设置一个桥梁性质的官职:领尚书事(后来改为录尚书事)。
领尚书事(录尚书事)地位高过其他官职成为皇帝之下、百官之上的第二人。
也就是首宰。
至此三公成为完完全全的荣誉虚职。
到了曹魏时期魏文帝改“尚书台”为“尚书省”另设“中书省”负责起草、制定政策。
中书省长官称中书令。
这套机制发展到南北朝时又多出一个“门下省”负责审核政策。
长官称纳言(后改侍中)以下是门下侍郎、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拾遗等。
【后世日本抄袭中国古制引进大量官职名。
日本有本古文学作品叫“枕草子”其女作者名“清少纳言”这个“纳言”就是因为其父亲担任“纳言”这个官职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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